我在抗日战争期间开始学习英语，接受的教育是残缺不全的。小学六年级时，英语学得很差，被父亲罚站打手心。他找来一本缀字课本(Speller)，要我跟着他念ba，bi, be……。想不到这倒有点效:在班上听写时，居然能经常名列前茅。后来到了初中，学校常停课，父亲请了一个在机场当过文员的“私垫”名师到家里来教我们几兄弟汉语和英语，他用Mary Lamb的The Tales from Shakespeare（《莎士比亚故事集》），林琴南译作《吟边燕语》作为英语教材，用《古文观止》作为汉语教材。他用的教学方法很呆板，念一句解释一句。

我从小就喜欢看书。但在抗战期间，却找不到什么书看。我开始对英语感兴趣，那是因为通过英语的窗户，我可以看到一个更加宽广的世界。那时能看到的是战前出版的M.West主编的《新法读本》，相当于现在的英语简写本，我看了不少。抗战胜利后，跟着美军一起到中国来的是许多平装本(Paperback)通俗小说，绝大多数是侦探小说，当时我对侦探小说简直上了瘾，几天就看一本。只要能够勉强跟上故事的情节，就囫囵吞枣;词典是很少翻的。我的英语能够提高多少得益于这种“速读”，因为它可以增长我对英语的感性知识。当时还有一种“文摘式”的杂志，如《读者文摘》、《皇冠》(Coronet)，我也十分喜欢。因为里面的文章短小精悍，引人人胜。于是我就开始把这些我看得懂的文章翻译或改写成为汉语，并投稿到地方报章。有些稿子被采用，对我也是一种鼓励。翻译或改写的前提是我必须白己看懂，这才迫使我去翻字典。当时用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汉综合大词典》，收录的词条比较多，能满足我的需要。我的稿子被采纳的越来越多，有较长的，居然成为连载。当时苏联还出版了一本叫做《苏联文学》的英语杂志，每期都登有一篇长篇小说。有一次我谈到一位苏联作家的小说《金色的布拉格》(TheGoldenPrague)，大受感动，就动手去翻译整本小说，足足花了我大半午的时间。没想到我刚译完，诗人袁水拍的译本就出版问世了。我也没有后悔，只当是满足了白己的一次翻译创作欲。

我在中学阶段又爱上了集邮。为了交换邮票，我又结交了30多位笔友(Penfriends)，都是在海外的，特别是英国的(前)殖民地的，因为那些地方的邮票设计精美，色彩绚丽。我就专门找那些地方的笔友，每个星期都用一部破旧的打字机发出七八封信件，和笔友交换邮票。熟了以后就天南地北，无所不谈。谈得最多的是交流不同地区的文化。这种活动使我提高了英语的写作能力，增加了地理知识，而且往往有意料不到的收获。有一次我在笔友会的目录中看到一位住在LongIsland的笔友的地址，就按址发信。信上免不了谈些本地的风土人情，并打听LongIsland在世界上哪个角落，有什么邮票可以交换。对方是一位美国老太太，她看我十分无知，竟然不知道LongIsland就在纽约附近。她就给寄来了两大包裹，除了一大堆美国邮票外，还有很多书籍、地图和小纪念品。礼尚往来，我寄回去一个中国木雕佛像。

这就是我在进大学前和英语打交通的一段小经历，颇有点离经叛道，不足为训。望读者能取其要旨，而戒模仿。我没有专门想到提高门己的英语能力，而是想到用英语来做点事：“读”是为了看书，“写”是为了通信，“翻译”是为了投稿。

总之是在使用中学习英语：开卷有益，动手有益。

桂诗春教授简介：

1930年生于广州市，1955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英语专业。留任广州外国语学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三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广东省第五、六、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现任全国外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外语计算机辅助教学研究会会长、广东外语学会会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