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家多拉在《语言教育：科学的方法》中指出：“我们不掌握文化背景就不能教好语言。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不懂得文化的模式和准则，就不可能真正学到语言。”了解和掌握一种民族文化决不是记忆一些文化事实，而是要在交际中能够正确地运用。无论学习者将深层文化特点（如国民性情、时间取向、美丑定义）背得如何熟练，如果不会在交际中自觉地使用，那么他的交际技能仍然是零。一般来说，了解和掌握一种民族文化主要包括如下方面：正确识别和理解不同文化特有的语言和非语言行为功能；熟悉常用词汇的文化内涵；了解不同背景的人的语言特征，并能运用适当的语言表达不同的人际关系，了解那些语体特征。

　　在现实的外语教学中，大部分教师只注重语言知识的积累以及交际技巧、交际策略的训练，却忽视了交际能力中很重要的部分－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因此造成绝大多数学生学了十年左右的英语，却不知道如何使用语言，不能与以英语为母语者交谈。表现出的问题，要么语言形式的功能在特定的语境中不得体，要么以本民族的文化为中心，不考虑英语民族的文化，造成“文化负迁移”。文化的误解往往会伤害异族文化人士的感情，妨碍交际的顺利进行，甚至造成交际失败。因此，文化差异因素对于语言交际成功与否，起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

　　

　　一、文化与语言交际的关系

　　

　　语言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的文化创造有着密切联系。一个民族的语言与文化之间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即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传播文化的一种媒介，离开文化，语言就失去存在的依据。美国人类学家Sapir在其《语言论》中说，“语言有个底座，说一种语言的人是属于一个种族或几个种族的，也就是说，属于身体上具有某些特征而又不同于别的群体的一个群。语言是不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换句话说，文化内容又制约、影响、决定着语言的形式和运用，不同语言间的运用方式表现了不同的文化特征。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由于接受不同的文化教育，即具有不同的思想体系和信仰体系及涉及到不同的文化格调、风俗习惯、交际系统等等。因此，在跨文化交际时，人们常常由于文化间的巨大差异导致理解上的障碍。

　　文化认同论认为，第二语言获得是文化认同的一个方面，学习者对所学语言之文化的认同程度决定学生对第二语言掌握的好坏，而文化认同又是由学生自身与目标语言文化之间的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的远近来决定。学习者对外国文化的适应程度，表现在他与该文化的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一个学习者作为其母语民族一个社会成员去接触另一个民族的成员时，会有诸多社会因素影响到他的态度，这些因素构成他去适应新文化、学习新语言的社会距离。舒曼认为，心理距离包括：1）学习者是否有“语言休克”（即学习和运用第二语言时是否感到压抑、慌乱和不自然）；2）学习者是否存在着“文化休克”（即学习者担心本民族人会讥讽、指责、嘲笑、排斥他）；3）学习者是否有自我中心的倾向等。社会距离大和学习环境差异会导致第二语言材料的输入贫乏，而心理距离过大则会阻碍学生对语言材料的内化。

　　

　　二、语言交际中的文化差异因素

　　

　　在人们的实际交流中，文化差异因素主要表现在下列方面：词汇、文化习俗、价值观念、思维模式等等，它们直接而且根本地影响和决定着语言的语用原则和表达方式，影响到学习者对该语言及文化的认知和掌握，影响到语言交际的成败。

　　1.词汇方面。词汇是语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语言信息的载体。威尔金斯指出：“词汇的学习涉及到词和外部世界的关系，以及词与词之间的关系。”词是表达概念的，而概念是感性认识和理论认识的结果。当人们看到一个词时，就会想到它的意思，并将意思与客观事实或想象中事物联系起来，在头脑中形成一种意象。对同一个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头脑中反映的意象或联想，可能完全不同。比如，中国人听到“肥肉”就会想到“美差”，“好东西”，到嘴的肥肉要是吃不上可就遗憾要命；而美国人听到fat meat就会觉得那是“毫无价值，该扔掉的东西”。再如，妥协（compromise）对中国人来讲总是表示消极意义，它是“懦弱”的表现。因为中国人在原则问题上从来不让步，但在美国文化中妥协是达成协议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步骤，因此它具有积极意义。1999年末中美就中国加入WTO举行最后谈判，在签订的协议的最后一刻，美方做出了妥协，但事后美国人同样认为这是一个“双羸”的谈判。

　　2.文化习俗方面。东西方国家在称呼、打招呼、谦虚、赞扬、表示关心及谈话题材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如果不了解这些交际规则，不但达不到交际目的，还会造成不良后果。在称呼方面，由于中国有着两三千年的封建统治的历史，封建观念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人们非常重视血缘关系，强调等级差异、提倡长幼尊卑有序。而西方人追求人人平等，在称谓上就简单多了，无论是爷爷还是外公都叫“Grandpa”，叔叔、舅舅都称“uncle”。在语体的使用上也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在汉语中，特别是在正式交际场合中，汉语常用“请+祈使式”结构。而英语族人在正式交际场合中邀请对方时则常采用问句的形式，给对方接受和拒绝的选择。如“Come and have dinner with us”（来吃晚饭吧。）显然，与“请光临寒舍”相对应的英语语体表达应是”Would you oblige me with a visit ？”如果在这里把汉语正式语体表达方式迁移到英语中，发出”Please oblige me with a visit .”这样的邀请，是必造成对方的误解。

　　3.价值体系与思维模式方面。“传统的价值观念是文化的核心。”（胡文仲，1992）每一个社会体系都有其独特的价值观念体系，这套体系直接影响着人们思维的方式，交往的规则，对人们的社会生活起着指令性作用。对于隶属于某一文化的人来说，行为受价值观的支配，在语言上也打下了价值观的烙印。中国传统的宇宙观是“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是处于统一和谐的整体结构中。体现在思维模式上就是整合型思维，是一种整体优先的认知活动，体现在语言上就是整合型句式。这个思维模式首先注重整体形象，然后再注重细节，为先整体后局部。汉语承受细节上的模糊，取得整体上的清晰。与此对应，西方文化坚持“天人相分”即“主客相分”的哲学观点。认为人是万物的中心，人与自然是相对分立，人应处于支配和改造的地位。体现在思维模式上往往以个别部分为起点，然后把这些部分拼合成一个整体，即分异型思维，也称解析式思维，体现在语言上就是分异型句式。我们常看到这样的句子：“房间里有一张桌子”（先整体后局部），而英语则说“there is a desk in the room.”（先局部而后整体）体现了中国人整体思维优先而英语族人解析思维优先的倾向。

　　在时间取向上，中国人以过去为主，往往考虑过去做什么，有什么经验教训。而西方人着眼于未来，有强烈的时间“紧迫感”，不是追求如何做人而是追求如何做事。即：英汉哲学在“为道”与“为学”的侧重点不同决定了英语语言的逻辑性和客观性。客观性在句式上体现为被动语态。汉语思维的时间和空间差别决定了英语语言的空间结构，汉语的无标记性体现了汉文化追求和谐统一的整体思维。中国人在英语学习时往往受了这一内在影响，在用英语表述时间关系的句子时往往会按照时间顺序。如：“放学后我回家”总是用“After school I went home”，而较少使用：“I went home after school ”这种结构。虽然两种句式都正确，但仍可以反映出两种不同时间观念在英语句式中的差别，英语学习者应有意识增加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使所学英语句式更地道，更纯正。

　　三、结论

　　

　　综上所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由于接受不同的文化教育，具有不同的思想体系和信仰体系，而在交际中会涉及到不同的文化格调、风俗习惯、交际系统等等。因此，在英语学习中，学习者要把文化的主要层面，如价值观，思维模式等当作宏观的理论认识。同时结合理论对于体现差异的词语、句子、篇章的文化内涵作微观分析，把文化的异同提升到理性的高度，久而久之，学习者对目的语文化就会有一个全景式的印象，熟知各种具体差异，便会从目的语文化的角度来认识事物。因此，外语教学应该对文化差异现象引起足够的重视，引导学生了解和适应西方国家的文化，通过各种途径，培养学生对西方文化的敏感性和洞察力，避免由于文化差异带来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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